南宁工作会议(1958年1月11-22日)

 

    中共中央于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九省二市党委负责人共25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讨论和研究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掀起生产建设“大跃进”的高潮。

    15日，会议听取了薄一波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汇报提要(草案)》的发言。草案提出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5．1％，即747．47亿元；发电量达到220亿度，增长15％；煤炭1．5亿吨，增长16％；生铁720万吨，增长22％；钢620万吨，增长17％；水泥765万吨，增长12％；木材2850万立方公尺，增长9．4％；机床2．6万台，增长3．3％；农业总产值增长6．5％，即642．5亿元；粮食产量达到3920亿斤，增长5．9％；棉花产量达到3500万担，增长6．7％。财政收入330亿元，增长7．22％；基本建设投资134．36亿元，增长12％。国家计划内职工年末达到2440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40万人。薄一波在汇报中讲，上述计划的中心是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高潮，迎接“大跃进”，为二个五年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铺好道路。会议还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王鹤寿关于钢铁生产的指标问题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和插话中，比杭州会议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他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指责《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要检查从那以后宣传反冒进的评论和消息。他认为这篇社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两字，骂我的我为什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上是反冒进，方法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16日，毛泽东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文章，批评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造成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使反过冒进的领导人感到坐卧不安。周恩来顾全大局，对此未作任何辩解，并在19日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1956年下半年开始反冒进进行检查，承担了责任，说反冒进是1956年到冬季一段时间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断打破的平衡，组织新的平衡的“积极平衡论”观点提出的中央和地方都搞两本账的工作方法，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有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这种方法其结果造成主观主义的高指标，生产计划层层加码，并且指标随意提高，这是与客观经济规律相违背的。

    由于这次会议，更加严厉地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人民日报》2月2日的社论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从南宁会议以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在党内还提出了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以及苦战三年，使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等急于求成的，不切实际的号召。

2月19日，中共中央将《工作方法60条(草案)》转发全党。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8年3月8-26日)

 

    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门一些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39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建国8年来的工作，研究了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的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

    毛泽东在主持会议过程中于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并在其他领导人发言时插话。

    毛泽东提出：党内存在两种速度的分歧，一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派的分歧；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在领导方法上，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是干劲十足，搞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寡妇的心情和面孔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批评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成绩是主要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他说，1956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方针性的错误。他并把党内的反冒进与1957年社会上出现的右派进攻互相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反冒进和右倾保守思想是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指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部分按语发给大家看。他在重印的说明中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波，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恩来等在会上继续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讲正确的主张必须要赞成，错误的主张必须要反对。他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的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在会上，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毛泽东在讲话中，发展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其中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按三个阶级分，恐怕清楚一些，按四个阶级分，工人、农民分开，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

    毛泽东讲到右派时说，右派原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因为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作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现在的右派就是国内的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对上述这些敌人，我们要经常警惕他们的破坏，但大多数仍是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右派只占10％，90％的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2．5％，老教授中右派的比例就大了。我们对右派的方针是孤立、分化、改造，除少数违法者外，不捉不办，给选票。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又不反，又拥护共产党又反对共产党，有的反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很好地做工作，这些人是完全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不要那么迷信工业化、机械化，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毛泽东说，我们应该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们敢于说话，交出心来；指出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毛泽东说，先进分子应该不怕那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毛泽东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会议通过的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指标是：要求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33％，农副业增长16．2％，财政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1．5％，钢煤等产品增长30％～35％，粮食增长16．6％，棉花增长24．8％。这些指标已开始严重脱离客观实际。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倍计的事业。于是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了。对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往往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在各级干部中提倡和滋长了急躁冒进倾向。1958年春天，各地在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积肥等群众运动，农村的“大跃进”运动这时已经开始了，党在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也由此开始发展起来。

 

汉口会议(1958年4月1-6日)

 

     1958年4月1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会议听取了河南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划报告，还听取了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好大喜功需要。他提出，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带动其他工作。政治是统帅，用政治带动业务。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号召各省搞民歌，大、中、小学生要写，军队也要写。他还分析了我国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进一步阐述了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我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认为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地、富、反、坏及右派；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同时还提出对两个剥削阶级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孤立并打倒前一个，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和农民。这不仅错误地把知识分子划为剥削阶级，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错误论点。

 

八届四中全会(1958年5月3日)

 

    1958年3月，党中央发出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同时决定于5月3日举行党的八届四中全会，为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

    1958年5月3日，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人员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列席了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八届四中全会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5-23日) 

 

    自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后，在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引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1957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取得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显著成效，并且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我国全面地、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准备了比较强大的物质条件。

    1957年5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和1957年6月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开展了对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的批判，一些地区和部门，给一批党内外干部戴上地方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帽子。同时在广大工农群众中，也通过所谓的“四大”，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辩论，错误地给不少人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帽子。由于对国内的敌情估计日益严重，以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日益严重。

    自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批判1956年“反冒进”以后，1958年1月至4月在杭州、南宁、北京、成都和汉口连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工作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愈来愈激烈的批评。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也随之滋长起来。“大跃进”运动开始出现。

    在上述形势下，党中央在1958年3月决定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针对当时的形势作出相应的决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区委书记、省辖市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基层党委书记、军队负责干部)。

    会议的议程是：1．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2．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谭震林作《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4．增选候补中央委员。

    代表们对上述3个报告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等，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门负责人、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和全国妇联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市、自治区)、地(市)、县等各级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工厂厂长和技师，乡、镇、合作社的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主任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共计117人。另外还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先后作了5次讲话。

    在23日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和《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大会增选了25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是：王任重、张仲良、陶鲁笳、彭涛、刘建勋、赵毅敏、孔原、唐亮、刘子厚、张苏、杨易辰、汪锋、周小舟、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平化、张劲夫、韩先楚、李颉伯、廖志高、赵伯平、孙志远、张爱萍、姚依林。

    大会决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肯定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并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报告在对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提出了与“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结论相反的论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报告正式采用了毛泽东关于国内阶级状况的新论点。会议宣告：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

    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

    二、大会正式制定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规定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论述了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的目的是要求“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还阐述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符合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客观历史要求的，也是八大一次会议正确路线的继续。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使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普遍愿望。因此，这条总路线提出后，对于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生产建设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发挥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毛泽东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忽视必要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所以这条总路线有很大的片面性，它过于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的作用。

    会议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下，片面地强调高指标、高速度，对于“大跃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把那些正确意见归结为“慢些、差些”。会议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所谓的右倾和1956年的“反冒进”，再一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同时，还批判了所谓1956年至1958年生产战线上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毛泽东还在会上的讲话中，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提出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要扫掉官气，反对靠老资格吃饭，靠做大官吃饭。关于经济发展，他说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就能赶上美国。在谈到“大跃进”时，批判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既压制了党内正确意见，又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滋长。所以在总路线提出后，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的预言相提并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式提出，“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会上还提出了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

    三、“八大”二次会议还提出了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

    “八大”二次会议，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一些相应的正确的决定。但会议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给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既干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又使党在阶级斗争方面“左”的错误愈来愈严重起来。这次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就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次大会前和会议期间，连续不断地批评和指责了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主张，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中央集体领导遭到损害，党内“左”倾急躁思想随之滋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