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17-30日)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由酝酿阶段进入全面开展阶段。成都会议后，搞“大跃进”的空气日盛，“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在经济建设理论上，批判了所谓“消极平衡说”，提倡所谓“积极平衡论”(实际上是不要平衡，人为地破坏平衡)，片面追求高速度，强调高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各项指标一再提高。1958年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两年把粮食亩产提高到1000斤到1500斤。同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今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6月21日，毛泽东批发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报告》。《报告》认为，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将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由于经济建设指标越抬越高，浮夸风也严重地刮了起来。农业上的浮夸风助长了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思想的发展。一些领导人认为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程度已不能符合早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就广泛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7月中旬，有的地方便形成了并大社的高潮。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南、山东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各地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有的地方还把办公社与试行“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
为了适应钢铁生产翻一番和农村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的新情况，研究解决这些新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举行扩大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在北戴河召开的，所以通称“北戴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业方面的9个文件，财贸方面的10个文件，教育方面的1个文件，其他方面的9个文件。其中有《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会议讨论了工农业生产问题。
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业生产问题。会议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的生产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这次会议根据“大跃进”形势的要求，对钢铁生产的指标，又作了重新调整(1958年2月，第一次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定为620万吨，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增到800万吨到850万吨)，正式规定1958年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即达到1070万吨。
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会议认为，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农业的胜利，使省一级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大抓钢铁和大抓机械。当时1958年已经过去2／3的时间，但只生产了400多万吨钢，还差700万吨的任务。为了确保1070万吨钢的任务，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同时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上，不得不把除供铸件所需要的生铁外，全部拨给钢厂炼钢。还提出了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要求在工业战线上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要冷冷清清。
二、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通过了高指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会议指出，1959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在最短时间根本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状态。会议提出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预计完成数增长18％，钢产量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粮食为8000亿斤至1万亿斤。
会议指出，“在1958年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62年)产钢8000万吨为第一方案，1亿吨为第二方案。产粮1．5万亿斤或者更多一点的“二五”计划指标。
三、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的问题，印发了《河南省遂平县喳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建立人民公社的历史条件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和估计。会议认为，当时农产品产量是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农村一部分劳动力要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还把农村出现的打破社界、乡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说成是共产主义的，是群众性的行动，加以肯定。根据上述脱离实际的分析和估计，《决议》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决议》对人民公社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过急的设想和要求。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虽然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但是又认为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如大协作、不要计件工资等。《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它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决议》对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上提出了过急的要求。《决议》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虽然说了人民公社建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却又提出了急于过渡的要求。说快的地方三四年，较慢的地方五六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决议》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决议》在经济政策的规定方面，强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并将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在一二年后也要变为公有。这实际上是侵犯社员的合法权益，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精神”推行，从而导致了“一平二调”的错误。
《决议》还规定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建立的步骤和办法。《决议》对公社的规模定得太大，认为一般一乡一社到数乡并为一社，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6000户或2万户以上。忽视了农业合作化后社大造成的弊病的经验教训。《决议》规定的办社步骤是：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办法是通过鸣放辩论。忽视了多年搞农业合作化的一条基本经验：群众自愿，通过试验，典型示范，逐步推广。实际上是以强迫手段实行“公社化”。
四、会议对计划问题、领导原则问题、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商业问题、文化教育卫生问题、军队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也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北戴河会议关于当年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高指标，及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等文件，反映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所有制上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在党内占了上风。为在实际工作中大刮“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提供了依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形成全局性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和混乱。
文艺创作座谈会(1958年9月13日-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8年9月13日至20日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铁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
-12月10日)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82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问题；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提出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讨论国际形势。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全会在听取了邓小平所作的说明后，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集中反映了自郑州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纠正公社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决议》对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两个过渡(即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明确的阐述，澄清了一些人在人民公社建立初期的混乱思想。
1．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决议》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决议》进一步指出，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决议》强调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决议》还澄清了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资料拿出来重分的误解，明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规定社员可以保留宅房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2．关于发展商品生产问题和分配原则问题。《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决议》批评有些人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指出，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这“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3．《决议》对人民公社的生产方针、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民主办社、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决议》向各级党委提出要紧密结合生产任务，在冬春两季用五个月的时间，对本地区的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
《决议》的锋芒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的，是要纠正“左”的思想的。它对于澄清思想和实践中的混乱思想，纠正“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次会议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形势是大好的，对于公社实行的工资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脱离实际的“左”的东西和做法，仍然认为是可行的，并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当时还不认识在公社内实行三级所有的问题，因此，在管理体制上也仍然规定管理区经济核算，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等等。这就不可能解决好平均主义、“共产风”问题。这些不正确的内容，在后来的实践中认识逐步深化后，才一步一步地改变。
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会议听取了李富春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鉴于1958年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冷热结合的精神，提出了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努力使各项指标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并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如降低了基本建设的投资，钢的产量指标由原定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但是，由于全会错误地认为粮食已经过关，所以1959年农业指标不但未减，而且还有上升。粮食定为10500亿斤，比北戴河会议上定的8000亿斤到1万亿斤升了500亿斤到2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定的9000万担到1亿担上升了1000万担或持平。因此，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左”倾错误仍然存在。
三、关于农村贸易体制问题。
为了适应人民公社成立后的新形势的需要，全会讨论了关于农村贸易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的决议》。《决议》根据人民公社当时既是基层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的特点，为了有利于人民公社巩固和提高，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村商业工作、财政工作、银行工作提出了若干改进的意见。
四、全会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全会经过充分讨论之后认为，毛泽东专作党中央主席，可以使他更能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但又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全会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会议期间(12月1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短文。他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深刻而透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所具有的两重性，明确肯定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并且论述了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
会议期间(12月6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根据这些思想，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对经济工作中的浮夸风作了一定的批评。指出“目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做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我们的计划。”
八届六中全会，是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对“左”的错误纠正的还很不彻底，全会通过的决议仍然肯定了不少“左”的东西，制定的经济指标仍然很高，并强调继续跃进。但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划清了人民公社两个过渡的界限，对于纠正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和纠正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1959年1月
13日-26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9年1月13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也有个别人民公社的社主任。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贯彻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分析公社化以来的农村形势，以及如何适应1959年形势的需要，加强和改进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
会议进行过程中，谭震林、邓子恢、陈正人等对农村工作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正在全面展开的整社运动，还须继续贯彻抓思想、抓生产和抓生活相结合的原则，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抓好生产。
会议认为：提高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水平是1959年更大跃进的一个重要保证，人民公社应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实行比农业社更高的计划管理。当前实行定额管理制度和贯彻生产责任制尤为必需。过去农业社曾经行之有效的分层包干责任制，以及五定到田、责任到队到人、检查验收等制度，应当继续广泛推行，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充实和提高，使之更加完善。
全会要求各地进一步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纲，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把整社工作搞好。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59年1月24日)
1959年1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磋商苏共中央来信谈到的赫鲁晓夫将在苏共二十一次大会上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问题。
同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成员有：康生、李雪峰、刘宁一、刘晓，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在同苏共苏斯洛夫等会谈中说：中共中央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是自觉的，莫斯科会议也写进去了，这个武器不能取消，否则就等于把刀子交给敌人，让他们搞我们。苏联领导人苏斯洛夫说，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提法已不能充分反映客观的事态，因而害多利少，表示将向苏共中央反映中共中央的意见。25日，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赫鲁晓夫等会谈。苏方参加的有米高扬、苏斯洛夫、基里钦科、安德罗波夫等。赫鲁晓夫说明，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已对报告中“为首”部分作了修改，词句有些改变，但“为首”的问题不提了，“为首”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党造成困难，改变这个提法是必要的。改变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团结群众同敌人斗争。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中国在对日本政策上弹性不够，把贸易问题同承认问题联系在一起不适当的问题，周恩来介绍了日本情况，说明我们对日本情况的分析和估计以及中国政策的出发点。强调中日之间有“两个中国”的问题，同苏日关系不同，不能让日本政府脚踏两只船，欺骗日本人民。我们对日关系还要冷一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