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9年1月26-2月2日)

 

    武昌会议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各部、委共同对1959年计划草案进行了多次研究。随后，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认为必须确保党的六中全会公报所公布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完成，特别要确保2000万吨钢的任务的完成并力争超过，使国民经济在1959年能够继续有一个大的跃进；同时，为了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跃进中保持适当的比例，有必要对某些生产、建设指标进行调整，使计划建立在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上。

    为此，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轻工业、人民公社等方面的问题。

    2月1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中指出：当前在工业建设中，要注意只抓加工工业和制造工业，忽视原材料工业的问题。现在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如除钢铁外的农业方面的原材料和化学方面的原材料。原材料工业有能力，库存，生产就会很快上去。这是经济工作的规律之一。

    经过会议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如何保证钢产量跃进到2000万吨的问题。指出：“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今年的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从需要方面说，有二千万吨钢和相应的钢材，才能适应一九五八年已经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局势，既可以保证今年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又可以为一九六O年新的跃进打下基础。从可能方面说，去年炼铁炼钢能力已经大大增加，到年底炼铁能力达到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五百万吨，炼钢能力达到了二千一百万吨。现在的薄弱环节是采矿、洗煤、炼焦、轧钢、运输等方面。只有全党努力，依靠群众，并且把工作安排得当，千方百计地消除薄弱环节，今年生产二千万吨钢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二、对某些生产和建设指标进行调整的问题。经过这次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讨论，对生产、建设指标又作了必要的修改。

三、保证计划实现的问题。会议认为，“一九五九年以二千万吨钢为纲的工业发展计划，只要全党全民继续鼓足干劲，集中力量，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最根本的保证是因为我们既有一条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有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物质基础和在这个跃进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3月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普遍开展了农村的整顿人民公社工作。但是，由于农村“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并没有煞住，再加上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整社过程中又对生产队干部的瞒产私分作了不恰当的处理，致使党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

    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整顿中不断发现的新问题，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20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会议主要研究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会议针对党同农民关系紧张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即“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在公所有制上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内部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缺点，这样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引起农民的坚决抵抗。

    二、关于纠正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就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为克服这种“共产风”，必须纠正党在工作中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毛泽东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两种倾向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毛泽东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为克服这种平均主义倾向，要反对剥夺农民，并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不要太高。

    三、会议提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在讨论中形成的《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

    这次会议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起了积极的作用，它表明党在纠正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在公社的核算单位的问题上仍然在生产大队；在分配制度上也没有取消供给制，就关于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过去的旧账一般不算的意见。这也说明，当时在纠正“左”倾错误上是不彻底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1959年3月17-20日)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1956年9月4日，中央明确宣布西藏的民主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随后又提出：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候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竟于1959年3月10日，公然同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相勾结，阴谋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西藏首府拉萨发动武装叛乱。

    刘少奇于3月11日、12日、14日，召开先后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杨尚昆、徐冰、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和杨静仁等参加的会议讨论西藏叛乱问题。3月17日，西藏叛乱分子悍然将达赖劫出拉萨。同日，刘少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西藏军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于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建议指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示弱、胆怯、无能。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在政治上取何种态度和需要采取的措施。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会议还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同日，西藏叛乱分子悍然将达赖劫出拉萨。20日凌晨，西藏反动集团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拉萨叛军武装进行反击。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布告揭露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等罪行，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的平叛活动。

    3月21日，由周恩来改定的《中央关于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西藏噶厦政府背叛祖国，局势迫使我们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决战。六年不改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在平叛的口号下充分进行。可实行边平边改、先平先改和未平区暂缓改革的方针。改革要在照顾西藏特点的原则下进行。实行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继续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牧区不进行民主改革。工商业一律不动。对外贸易统一由国家经营。在改革中，要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进行诉苦运动，对叛乱分子应当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要教育全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遵守在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中的各项政策。

 

上海会议(1959年3月25-4月1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地普遍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分别召开了省的六级干部会和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河南省委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湖北省委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省委赞成河南的办法，广东省委则主张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对此，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个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

    为了检查和讨论人民公社整顿中提出的问题，为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作准备，中共中央于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纪要指出，“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人民公社应“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又要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向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的办法。第一次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二、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纠正“共产风”时，对过去的旧账一般不算的意见。纪要指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建立新账”，“原则上过去的旧账都要结算，有些不易算清或者无法处理的，算一算也有好处，对群众有个交待。”

    三、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16条，即：1．多谋善断。2．留有余地。3．波浪式前进。4．实事求是。5．要善于观察形势。6．当机立断。7．与人通气。8解除封锁。9．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10．要历史地观察问题。11．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12．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由他挂帅。13．要解放思想。14．关于批评。15．集体领导。16．和各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的联系要加强。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号召“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

    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指标进行了调整。会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钢的计划指示进行了调整，对外钢的计划指标为1800万吨，但内部提要好钢1650万吨。毛泽东认为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

这次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准备提交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5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各地普遍贯彻会议精神，结合整社工作，以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共产风”问题。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问题，在3个月的整社过程中，“大跃进”、“高指标”、“共产风”的错误进一步暴露出来。

    为了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调整生产指标，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1人，候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会议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全会同意3月下旬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政策。提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进行退赔”。纪要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纪要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二、会议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肯定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并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对主要指标作了适当调整，钢产量从原来的2000万吨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原煤从原来的4亿吨确定为3．8亿吨；基本建设限额以上项目由原来的1500个缩减为1000个左右，基本建设投资由360亿元减为260亿到280亿元。粮棉仍维持原来的高指标，其他农产品指标略有一些降低。会议决定将调整后的计划草案提交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审定公布。这个计划虽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但仍然规定了比1958年还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三、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他指出，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定计划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等。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他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了坚持真理，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强调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全会还讨论并决定了准备向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

    八届七中全会进一步整顿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调整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表明我们党在纠正“左”倾错误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端正，纠“左”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