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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明确地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论断，并逐步辅以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判断和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从此开启了中国科学及知识分子的“春天”，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春天”。 

　　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论断或方针政策，追溯其出台的始末，却是充满曲折艰难的一个历史过程，颇多值得我们回味和总结借鉴的地方。 　　  

　　提出这一论断需要政治家极大的勇气、智慧和魄力 

　　根据当时曾参与为邓小平同志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的人士回忆，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初稿送审后，邓小平同志当即表态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多半都是我讲过的话。所谓“我讲过的话”，是指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都来源于邓小平同志当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比如邓小平在1977年就作过很有名的“8月8日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并鲜明地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但在当时一些人看来，稿子却不一定那么好。起草者回忆说，稿子当时在科学院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阻力来自上层。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条，质问起草者为什么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一个字也不要改”！这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一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在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两个凡是”的紧箍咒还套在全国人民的头上，邓小平同志也还不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所以直至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还打来电话要求修改，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讲话稿起草者认为：这个意见与邓小平同志讲稿里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小平同志对此表态：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可以看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上两种思想的斗争。所以，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论断，的确需要政治家具备极大的勇气、智慧和魄力。 

　　对判断标准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 

　　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历来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即经济地位标准、政治倾向标准和思想意识标准（世界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或初期，我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判断还是强调以经济地位为客观依据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标准。 

　　1949年5月，刘少奇到林西煤矿视察，当军代表反映工人对知识分子的高工资有意见时，刘少奇指出：“他们待遇虽高，也是靠薪金生活。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49年10月11日，刘少奇在文教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讲了“工人阶级中包括哪些人”的问题。他说：“工钱劳动者有两种：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他们“虽然出卖劳动力的形式不同，但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之内。 

　　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不仅是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讲话这么主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命令和决定等法规性文件中也有这样的体现。比如1950年8月20日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里的“政务院补充决定”和“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中指出：（一）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二）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同时，一切依靠独立营业为生，但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称为自由职业者。这种自由职业者为了执行自己的业务，有时雇用助手或雇工助理家务劳动。有这种雇工行为的人，不算入剥削者范围之内。这些人如不进行独立营业而受雇于国家的或私人的机关中服务，则称为职员。 

　　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已经认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认识也有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在1957年“反右”特别是“文革”期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把阶级划分的客观依据即经济地位标准，与政治倾向标准或思想态度标准（世界观）混在了一起，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当成了一种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问题，以致划定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团结、教育、改造”。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知识分子在欢欣鼓舞之余，也发现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仍然压在知识分子的头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才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抓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工作。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开始的，所以首先在这些地方进行拨乱反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些地方，首先就遇到了如何摘掉知识分子头上这顶“资产阶级”帽子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否定“两个凡是”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邓小平还论述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 

　　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进步是最大的源动力与支撑力 

　　探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论断提出的始末，我们可以发现，固然决策者的认识、判断、决定非常重要，甚至在当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进一步研究你会看到，从根本上讲，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进步应该是最大的源动力与支撑力。 

　　第一，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我党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过渡到和平年代，从“革命”过渡到“建设”，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过渡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那么在这样一个转折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和判断，也必然的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第二，从较宽的视野来看，无论世界的产业发展还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传统制造业正在逐渐地向高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时代进化，脑力劳动、知识性劳动正在成为劳动的主体形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化，在先进产业中知识型劳动正在取代传统体力型劳动而成为最先进生产力的标志。 

　　第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者的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脑力型、知识型员工亦即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现代先进产业劳动者的主力军，现代人力资源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数量、结构、层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此，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和领导力，必然地要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正确论断，并辅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比如把“知识化”、“专业化”与革命化、年轻化等并列，共同确立为选拔干部的新标准；大量地培养和吸纳知识分子进入党员的队伍；制定和落实得民心的知识分子政策，给知识分子提供报效国家的更广阔舞台，等等。历史和事实证明，在“文革”动乱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序幕即将启开的1978年春天，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重要论断，是顺应时代潮流、高瞻远瞩之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导）